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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四公布的美国至7月8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录得23.7万人，低于市场预期25万人，前值为24.8万人；美国6月PPI月率录得0.1%配资一流股票配资门户，低于市场预期0.4%，前值为1.1%。 许地山当年初入燕京大学时，被同学们视为怪人。他蓄长发，留着山羊胡须，总是穿着自己设计的，下缘有毛边的灰布大褂，与莎士比亚十分相像，一些同学便称他为“莎士比亚”。同时又因为他大拇指上戴着白玉戒指，好谈佛理，苦习梵文，又有了一个“许真人”的戏称。
他的这些怪癖，来自幼年的佛教思想熏陶，他出生于台湾，父亲既是一个爱国者，又是一个信佛的人，他的母亲对佛教信仰尤笃，他的一个舅父还是禅宗和尚，曾指导他读过不少佛经。不过，他对佛教的兴趣，大概是因他的慈善心肠而产生的。在他父亲任职的三水县，他经常在衙门内看到审案的残酷情景，少年许地山感到很痛苦，对那些受刑的人十分同情，觉得很有必要改良一下这种残酷的审问方法。于是他就喋喋不休地向父亲及衙门内的师爷进言建议，可他这种小孩子的话，是没人注意、没人当真的，这使他很失望，他便对佛教的“慈悲救世”、“普度众生”寄更大的痴望。许地山青年时代，还加入了基督教闽南伦敦会，也是由于被基督教博爱主义所吸引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与佛教的“慈悲救世”是一致的。 五四运动爆发时，许地山正在燕大念书，他参加了 5月 4 日的游行示威，担任学校代表，经常负责组织会议，成了运动中的积极分子，他希望能“把人道在昏睡之中摇醒，叫他起来将一切的耻辱灭掉。”
从燕京大学毕业后，许地山曾先后到美国、英国留学研究宗教，在国外生活了四年时间。这期间，他不仅没忘记弘扬本民族的文化，就连生活习惯上也没有忘本，他对外国人的一切生活方式似乎都没什么好感。老舍曾回忆说：他（许地山）“有时连英国人有礼貌、守秩序，和什么喝汤不准出响声，都看成为愚蠢可笑的事。”1924年秋，帝国宗教大会在英国帝国学院召开，会上由各国学者介绍本国的宗教，许地山在会上发表了论文《道教》，使与会者大开眼界，在当时欧美学者眼里，道教与非洲黑人、美洲红人的原始宗教差不多，而许地山的论文才使他们对道教的精奥之处有了了解。论文因此受到好评，收入了大会论文集，在国内，学术界也一致认为这是道教研究的开创性论文。 1935年 7月，因与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意见不合，他被燕大解聘，就这样，怀着殊深的感慨，离开了执教十余年的燕大。经胡适介绍，许地山南下香港，就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教授，成为港大的两名中国教授之一。当时的港大中文学院，还如过去的学堂一样，以八股为宗，只讲四书五经，唐宋八大家与桐城派，学生所受的教育与时代的要求相距甚远。许地山到任后，即着手改革，仿照国内大学，在中文学院中分设文、史、哲三系，革新课程，充实内容。接着，他的目光又投向校外，指导香港的中小学校也相应地改革课程设置，还发起了香港新文学学会，力主改革汉字，进而主张汉字的字母化。他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，曾使因循守旧的国民党政府十分不满，可许地山仍如在燕大校园时一样，独来独往，我行我素，在国民党政府的白眼中忙忙碌碌地为香港建设新文化。所以柳亚子在一篇追悼文章中说： “香港的文化可说是许先生一手开拓出来的。”可见其功绩了。
1938年，党派楼适夷同志去香港组织文协香港分会，领导那里的抗日运动。楼适夷找到了许地山，许地山当时已是香港的“高等华人”，地位既高、声望亦隆、生活很舒心，但他位“高”未敢忘忧国，帮助楼适夷出面联络各界，将香港文协建立了起来，并亲任主席。此时的许地山，爱国热情无比高涨，和他那曾任厦门同盟会会长的大哥，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二哥一样，把这热情付诸了行动。他走出书斋，奔走于港九闹市，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抗日演讲，黑夜去给流亡青年补课。面对国民党的逼迫、诬陷，他毫不妥协，一直战斗到死神中止了他“向前行”的步伐。1941年，因心脏病猝发，英年早逝，年仅四十九岁。 许地山的笔名是落花生，以此名发表过很多文学作品。此名的得来，是因为许地山的父亲教导过：“你们要象花生，因为它是有用的，不是伟大、好看的东西。”而许地山的一生也确如落花生，坦诚真实，奉献终生。以落花生为名发表的文学作品配资一流股票配资门户，如《空山灵西》、《缀网劳蛛》等，也是淡泊宁静、远离名利之争的，无非是智慧、人生与美丽。这也是他提倡的文学三宝。 |
